奔赴抗日前线

1933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中国挑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待。这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必须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的重大历史责任。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全党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并根据当时形势及我军在敌后发展情况，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以便通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干部上前线。

六中全会快结束的前一天下午，我看到朱德总司令在散步，忙迎上去。这之前已好久没有见列总司令，他上了山西抗战前线。总司令问我，你学习得怎么样，多久了?我说已学习了4个月，并简单地说了学习情况。我说，才刚刚上路。总司令笑着说上路就很好了。又碰上郭述申同志。他是从南方来参加会议的、郭述申对我，出去吧，到湖北去。我说离毕业还有两个月呢，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央已决定将我们调出派往前线。

接着，组织上就找找们谈话，征求意见，到哪个战略区去。听到消息说派我到鄂豫边区湖北去，负责一个地区的军事工作。我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后，请康生向主席转告我的意见，说鄂豫边可派别的同志去，我文化低担负一个地区的领导责任有困难，我愿意到华北去，到一二九师去。

几天后，正式接到通知我到华北一二九师，李先念同志到湖北。

党校学习就这样提前结束了。我们从党校搬出，暂住军委招待所，做些上前线的准备。这时，日寇飞机突袭延安，丢了炸弹，一颗就掉在我们招待所前面。幸亏大家有经验，卧得快，没有伤着。

中央组织部也挨了炸弹，由于窑洞深，除了留下一个大深坑外，也没有伤着人。但是旁边书店处可惨了。这天恰巧是星朋天，好些学员来买书看书，看到敌机投弹又没有经验，秩序大乱，也不知卧倒，结果不少人伤亡。

当天夜晚邓小平同志找到我.要我快走。还说有一批干部上前线，分乘十辆卡车，要我负责带着，并限令第二天几点前离开延安。给了我一笔经费路上用。另叫给他带一侦察参谋(即谢正浩同志，解放后曾任海军东梅舰队司令员)

这批上前线的干部中，有不少高级干部，如王树声、李先念、王建安、朱德崇等.也有一些女同志。其中有陈赓同志的爱人王根英，肖华同志的爱人王新兰等。李先念等同志到华中，我们到华北。由于沿途要经过国民党区域，让我带队是因为我这个三八五旅旅长是国民党蒋介石授的，用来对付国民党还是起一定作用的。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出发。这1辆车破破烂烂的，开起来很勉弧，怕的是在路上抛锚。下午摇摇晃晃到了洛川，前面就是国民党的区域.为了防备蒋军刁难，我们开了会，作了布置。要大家都说是三八五旅的，每人都得编一个姓名，分别为某团某昔某连某职务，以谢正浩充任我的副官。

次日上午，车到咸阳桥边，果然被卡住了，我和谢正浩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国民党宪兵在下面吼叫喝斥。我见后面的汽车没有到，怕他们找碴扣我后面的人员和车辆，特别是担心李先念等同志和他们带的电台和译电员出问题，于是对谢正浩交待，你下去拖住他们，他们要上车检查，你让他们检查.和他们拖时间，先等后面的车辆。

谢正浩下了车和他们拖时间。我坐在车里抽着烟一言不发，宪兵要上车，谢正浩开始装作不愿意，后来又放他们上。我们车上全是书和宣传学习材料有马思列斯的，有毛主席的，有七君了的，也有其他读物。他们检查说有问题，吵吵嚷嚷。不一会，我发现后面的九辆卡车陆续到来，心里松了一截。正在这时，其中一个家伙问谢正浩，你三八五旅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我一下抓住这个借口，跳下车，大声质问他们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你们的职责是什么?你有什么权力问我三八五旅有多少人，多少枪?

他们见我发火.问谢正浩这是什么人。谢正浩说是我们旅长，这家伙开始有点紧张了。我知道国民党军队内上下级关系情况，乘机抓住话柄，大加质问斥责:“我们部队在前方抗日，你查我们多少人多少枪，要于什么?谁派你们这样干的?谁给你们任务的?

他们一看是少将旅长，同时话柄也被抓住了，慌了神，都老实了。连连说，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服服贴贴的。又是一脸奴才相。我严正地对他们说，我这十辆车今天到西安路上少一辆车，少一个人，我找你们算帐，他们连连说“是，长官！”我向谢正浩一拍手上车——走！

宪兵们再也不敢拦了，我们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咸阳桥，开进了西安城。

到了位子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时，因天色还早，同乘的青年学生要上街玩，一些女同志换下军装穿上了旗袍、高跟鞋。我们一再提醒:大家一起，别走散了，放机灵一点，早去早回。办事处的同志也告诫说，要当心，西安特务多。果然，那天回来时就少了两个人，我们提出出去寻我，办事处的同志说，这样的事常发生，没法找。

我们在西安等待去前方的火车。由于日寇加紧从地面进攻，天上轰炸，火车时开时停。在西安的两天里，正赶上日寇飞机轰炸西安。这天刚吃完早饭空袭警报响了，办事处的同志用车把我们拉到附近的小山沟里，还未等我们隐蔽好，成批的敌机飞来，整个西安城立刻是震天的爆炸声。第二天，刚准备吃早饭，敌机又来了。这次没有警报，幸亏我们有经验顺便往办事处后面的城墙边一钻。敌人的飞机低飞投弹，城防的高射机枪也开了火，折腾了好半天。

又等了一天终于有车来，我们和李先念等到华中的同志分手后，坐火车沿陇海路向东。火车接近潼关时停下了，潼关过不去，日军已占了同蒲路的临汾、风陵渡等地，正对着潼关。我们不得不下车。在华阴城的一个旅馆里住了一晚。一些同志还上街向群众作抗日宣传。大家情绪很高，老百姓也反应热烈，一个国民党军官听说我们要上前线扰日，主动赶过来和我们亲近，交谈中既佩服八路军的抗战热情和勇气，也流露出杀敌报国的心愿。

潼关不能走，我们从后面翻越几个大山沟绕过去，因为东西多，大家分头背、扛，也雇了几个老乡帮忙。绕过潼关，又登上火车，开到河南渑池.这星有一个八路军的联络站。住了一夜，第二天，在联络站同志的帮助下.汽车向黄河岸边赶。一条新开的车路，车跑起来很吃力。来到黄河南岸边，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小渡船，七八人一趟。北岸也有八路军兵站.负责接应。安排招待得很热情很周到，当晚我们住宿在兵站。再往前，不通车了，只有小路。但兵站同志见我们东西多，给了四匹毛驴。我们赶着毛驴，翻过王屋山到达晋城。在晋城又搞到几匹毛驴，预备路上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骑一骑。这时已经到了12月份，天气十分寒冷，在晋城住了一晚，继续行军北上，几天后到达黎城。当时八路军总部驻黎城附近。我们住在城外的一座村庄里，等候安排工作。等了四五天也没有消息，大家很着急。终于有一天，组织部的同志来通知我们，王树声同志留太行山，其余的开到平汉路(北平至汉口铁路)东到冀南(河北省南部)。对我说，彭德怀副总指挥决定我去任东进纵队政委，于是我们又打点行装起程，继续向敌后挺进。